2018-11-21 7:56:00

  证监会日前公开发布《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万字长文,对A股2018年年底可能发生的商誉减值向投资者郑重提出风险警示。按证监会披露的数据,截至2018年三季报,A股上市公司商誉达14484亿元,同比增长15.18%,在A股历史上首度突破1.4万亿元。

  商誉既不能拆开来解释为商业信誉,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声誉,更不等同于品牌知名度。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20号——企业合并》给出的定义,商誉就是购买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理论上的企业并购有折价收购、等价收购与溢价收购之分,但只有溢价收购才产生商誉。对买方即并购方而言,愿意掏出高于被购企业价值多倍的真金白银,看中的当然是对方的资产前景,并相信自己的投资可换来预期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商誉是指能在未来期间为企业经营带来超额利润的潜在经济价值,或一家企业预期的获利能力超过可辨认资产正常获利能力(如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的资本化价值。公开资料显示,最近5年是A股上市公司并购活跃期,相应的商誉金额从最初的2143亿元增至去年的13038亿元,商誉金额占净资产比例由1.18%增至3.97%。

  然而,高额商誉代表的并不全是良好的并购动机或必然产生乐观的并购结果。在一些上市公司眼中,并购只是为了增厚市值所需,于是只要有收购标的,便会不问价格买买买。于是,高额商誉发生的同时也出现了逐年递增的商誉减值。数据显示,最近5年A股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额分别为16.06亿元、32.28亿元、77.66亿元、101.57亿元和359亿元,商誉减值公司分别为132家、168家、254家、346家和477家。

  说白了,商誉减值就是收购不及预期,或投资收益大打折扣,或标的公司由预盈转为预亏。既然如此,实际产生的财务赤字就要记在上市公司头上,且从利润中扣除,结果上市公司业绩也快速变脸,公司净资产及股东权益也因此被大幅摊薄,甚至有的企业因连续大规模商誉减值而出现连年亏损戴上ST帽子触及退市风险。统计结果显示,去年至今已有百余家上市公司因被并购公司业绩承诺未达预期而发布业绩修正公告,商誉减值吞没了45.33%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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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6 8:15:00
引进民营资本参与铁路投资不仅能有效缓解铁路建设增量资金需求的市场压力,更能推进多元化的铁路投融资体制变革进程。铁路企业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吸收民间资本不应仅停留在分公司层面,而应让优质民企进入核心层,赋予真实的话语权。

  在日前举行的中国国际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大会上,中国铁路总公司负责人对外表示,铁路企业将在多个层面向社会资本开放,包括开放所有权与经营权,而且中铁总正在推进几条铁路打包向社会资本开放。追踪发现,这是铁总成立5年来首次高调释放开门迎客的商业信息。

  论营业里程,我国铁路长度仅次于美国而达到了12.7万公里,但在铁路网密度(每百平方公里内的铁路公里数)上,与美、英、法等发达国家还有不小距离。正是如此,我国铁路投资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按“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到2025年我国铁路网营业里程要延伸到17.5万公里,按面积与按人口计算的铁路网密度指标,分别要达到每百平方公里1.82公里与每百万人125公里。策应动态建设目标,过去4年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保持着年均8000亿元以上的递增速度,未来10年投资景气度势必还将提升。显然,对这样建设前景广阔与投资规模需求巨大的开放市场,不让民营企业参与无论如何说不过去。

  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参与国内铁路投资的主体除了铁路总公司及附属企业外,还有地方政府、部分国有企业及社保机构等,且70%以上的资金源于铁路建设基金和银行贷款两条渠道,而随着铁路投资规模不断加码,不仅现有投资主体不能满足资本的动态需求,作为核心建设角色的铁路公司资产负债率也快速上升,所能获得的资金增量配给也越来越少。数据显示,自成立以来的5年间,铁总负债年均增速超过12%,至今年9月底负债规模达5.28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引进民营资本参与铁路投资不仅能有效缓解铁路建设增量资金需求的市场压力,更能推进多元化的铁路投融资体制变革进程。

  事实上,原铁道部早在6年前就印发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铁路的实施意见》,承诺引资过程中对民间资本不单独设置附加条件;次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加快推进铁路建设的意见》,提出对民资开放铁路投资领域。此后,国家发改委专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鼓励和扩大社会资本投资建设铁路的实施意见》,并在2015年推出了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至于随后国务院颁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民间有效投资活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重磅文件中,鼓励民营企业进入铁路投资领域的政策更是反复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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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 7:45:00

  由银保监会代国务院草拟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决定(征求意见稿)》日前进入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征求意见稿》不仅允许外国银行在华同时设立外商独资银行和分行,而且增加了外资行代理发行与承兑政府债券的规定,外国银行分行吸收中国境内公民的定期存款的数量从每笔不少于100万元下调至50万元。无论准入门槛还是业务门槛,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境内市场的难度大尺度降低,如果再加上年底前即将取消的外资银行持股比例限制,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大门已悉数打开。

  从1979年日本输出入银行在北京设立外资银行代表处至今,借助于改革开放这一重要的时间窗口,外资银行在我国境内市场一路“开疆拓土”,已设立了41家外资法人银行、115家外国银行分行和156家代表处,营业性经营机构扩展到1005家。不过,作为市场份额的一项重要指标,外资银行占我国银行业总资产比重至今还不到1.5%,这不仅无法与发达国家外资银行资产占比相提并论,也大大落后于俄罗斯、印度、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10%的平均水位。之所以如此,原因固然来自多方面,但外资银行在中国的确存在不少的制度刚性约束,境内市场客观上存在着实质性开放的必要。

  相比中资银行,外资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更显谨慎,资产质量也要略胜一筹,目前在我国的外资银行不良贷款率不足1%,另外,外资银行极为注重金融合规,无论是公司治理还是业务发展始终都较为稳健。鉴于中资银行在同业、资管、表外业务等方面的创新探索过程中遭遇资源错配并蕴含着明显的金融风险,很有必要踩大市场开放的“油门”,在更高程度的开放环境下倒逼中资银行进一步强化公司管理与运行机制的转型,以收“以外促内”之效。

  从外部环境看,目前已有22家中资银行在63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1353家分支机构,发达经济体对外资金融机构很少设有数量化准入限制,但部分国家因银行机构在华受到限制而对中资机构准入采取了严格对等措施,致使中资银行海外发展受限。此外,目前我国与美国、欧盟商谈的国际协定均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为基础制定,银行业的业务开放与市场开放必须与此相衔接与匹配。再清楚不过,加大银行业开放不仅利于拓宽与优化我国银行机构在境外的经营环境,也是高层次提升对外开放质量的客观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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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12 7:53:00

  如果说稳投资与促增长是地方政府债券所必须承担的发展重任,那么建构地方多层次与多元化的债券市场则是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所承托的改革使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有明确的偿还来源,一切融资在项目体内封闭运行,更能有效隔离风险。

  按照财政部部长刘昆日前的披露,至9月底,全国地方政府累计发行新增专项债券额度已达1.22万亿元,年度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仅剩1334亿元,占比不足10%,提前完成全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额度已无悬念。

  在发行速度一路加快的同时,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规模也在逐年提升。从四年前的1000亿元到次年的4000亿元再到后来的8000亿元,直至今年扩展到1.35万亿元的新增年度额度,而且今年专项债券增量首超一般债券增量(年度增量为0.83万亿元)。决策层之所以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油门”,主要考量是这一全新券种在经济增长与改革深化过程所必然释放出的重要功用。

  首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有利于彰显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效应。虽然政府专项债务收支记在政府性基金预算名下,表面上看不属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但由于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的募集资金均用于扩大投资与支出,因此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本质还是一种财政扩张,理应属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从理论诠释与实践要求看,积极型财政政策须与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并向而行,且在机理作用上相辅相承。比如地方政府发行债券,需要足够的流动性支持,这就需要货币政策相对宽松;同样,市场流动性比较充裕时,财政政策必须发挥导流作用,否则流动性就可能滞留于金融体系或发生错配。也正是如此,相比货币政策有可能出现流动性传导机制不畅,财政政策更易促成增量资金与实体经济的对接,并产生显而易见的投资效益。

  其次,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是扩投资与稳增长的直接力量。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无疑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且特殊阶段承载着非同寻常的使命。理论上来说,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就是将金融机构与民间组织或个人手中的闲置资金汇拢与集纳到政府手中,然后针对项目定向投放,而且这样的资金安排还会导致商业资本的跟进,从而一起拉动对上下游产品以及用工的需求。因此,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在实践中所发挥的乘数效应不可小觑。就国内时下的经济状况而言,国内消费对GDP的贡献已达78.5%,消费作用于经济成长的内生动能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平台整理状态。在此情况下,急迫需要投资彰显能量,相应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必须走到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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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9-20 7:38:00

  在明确全面覆盖与分类管理相结合、内部治理与外部约束相结合、提质增效与政策支持相结合三个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国企负债约束的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及相应的配套措施,凸显出阶段性实现有效“去杠杆”及永久性将负债管理引入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理念。从体制上厘清政府债务与企业债务边界,尽可能对高资产负债率、高债务风险企业实现精准约束,切中了部分国企负债率长久居高不下与习惯性反弹的关键痛点。

  长久以来实际处于任性状态的国企举债与负债行为终于套上了紧箍咒。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布《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在明确全面覆盖和分类管理相结合、内部治理与外部约束相结合、提质增效与政策支持相结合三个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国企负债约束的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以及相应的配套措施,阶段性实现有效“去杠杆”及永久性将负债管理引入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价值圭臬清晰可见。

  负债经营与扩张乃现代企业的基本特征,财务杠杆的作用不仅能使企业达到最佳资本结构状态从而获得极限化市场价值,还能倒逼债权人增强危机感。国际上一般认为,资产负债率不应超过50 %警戒线,否则会引来市场对企业破产与违约的担忧,进而引发企业所有权更替及经营命运的动荡与覆灭。我国的国企负债率最高时曾达149%,经过近几年的“去杠杆”,目前已降至64.93%。尽管如此,国企平均负债率依然相对较高。

  鉴于国有企业的身份,部分经营者养成了“虱多不痒,债多不愁”的思维定式,举债与融资行为很少顾及后果,更漠视财务风险管理。另外,银行也就更愿将授信增拨给国企,由此造成部分国企加杠杆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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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9-12 7:41:00

  区块链绝不等于虚拟数字货币,更不能与ICO等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画等号。在传统金融领域,区块链技术有着广袤绵延的变革创新空间及强大无比的嫁接能量。区块链技术不仅带来了银行服务效率的飞速提升,更可为商业银行大幅降低成本充分赋能,可使证券交易流程变得更加公开、透明和富有效率。更有意义的是,互联网金融作为目前监管高度关注的领域,也会因区块链技术的辐射而完成自我出清。

  由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与央行深圳市中心支行联手推动的粤港澳大湾区贸易金融区块链平台日前在深圳正式上线试运行,平台在获得了央行公信力和区块链技术双重加持的同时,也以严谨的科学事实说明区块链绝不等于虚拟数字货币,更不能与ICO等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画等号。在传统金融领域,区块链技术有着广袤绵延的变革创新空间及强大无比的嫁接能量。

  作为国内区块链技术首个官方成果,大湾区贸易金融区块链平台由深圳金融科技研究院联合中行、建行、招行、平安银行、渣打银行及比亚迪公司共同开发而成,这些企业实体还作为首批成员参与平台业务交易,目标是全力打开中小微企业的快捷融资通道。如一家给比亚迪供应车灯的企业,手中有笔比亚迪的应收账款,该企业便可拿着这笔应收账款在平台上向银行申请贷款,与以往需要向银行提供很多纸质材料及等待漫长审查周期相比,操作时长最多只需20分钟左右,比传统金融效率要快千万倍。

  目前来看,大湾区贸易金融区块链平台还只是项目一期,率先实现的是应收账款贸易融资场景的应用,平台参与方仅是像比亚迪那样的一级产品供应商;而按设计,平台将吸引更多商业银行进驻,还有大量实体企业加入,会有更多层级产品供应商获得融资与业务拓展的支持;不仅如此,平台业务也不会仅限于供应链金融领域的应收账款贸易融资,企业结售汇业务及跨境交易服务等都会纳入,海关、税务、中证登等方面的数据都可接入,作为授信方的银行机构将在占有充分与真实信息的基础上,为中小微企业及时、快捷提供金融产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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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9-4 7:59:00
中国商业上半场主题是什么?

是技术、流量和效率。

举个例子:

一双世界上工艺水平最复杂、技术含量最高的运动鞋,我们可以用全球最低的成本、最灵活的供应链、最快速的生产出来;

然后这双鞋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在电商网站上上新甚至预售,通过世界上最精准的人群画像和广告系统,让最有可能购买的消费者看到并心中种草;

甚至当消费者犹豫的时候,我们有世界上最简便、灵活、发达的消费金融系统,能够让消费者以最小的当下支出购买下这双鞋;

然后,尴尬之处来了,这双鞋,即便和Nike的鞋的工艺难度和质量水平几乎一致,但是发现只能以Nike的五分之一的价格来定价,最后还决定把自己的Logo改成Niek,在某些神奇的电商平台上卖出去。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我们有上亿用户的多个超级平台,从流量规模到人工智能水平在全球来看都是遥遥领先,然而几乎每个平台的口碑和用户体验极差的案例同样大规模或者过于频繁的发生;

我们有多个连接、赋能数百万商家和数千万劳动者的超级商业生态,然而这些超级生态在成熟和强大后,自己的收入增速遥遥领先行业内被赋能的任何一家公司;并且在一些激烈竞争的领域,商家需要在巨头之间做站队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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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30 7:41:00

  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已发行的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收费公路专项债券得到了银行、证券机构超倍认购,说明颇受市场欢迎。但是,由于专项债发行在我国只有不到四年的历史,地方政府还缺乏比较成熟的操作经验,不少地方还没有认识到专项债的重要性与经济价值,专项债券总体上呈现出供不应求的局面。由此,为了提高专项债券的发行速度与发行效率,地方政府加快学习并锤炼出熟稔的操盘艺术与管理能力就成了当下的急务。

  打破上半年仅发行709亿元的沉闷格局,到8月底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井喷至3100多亿元,今年1.35万亿元的专项债增量规模还有近万亿元蓄势待发。按财政部的计划,9月底之前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须完成80%(约1.08 万亿元)的发行任务。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策应稳健中性货币政策而拉动基建投资和补短板以实现稳增长的经济目标正在加速发力。

  为了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发行速度与发行效率,财政部最近一段时间频放大招。在供给端,不再限制专项债券期限比例结构,省级财政部门也不再向财政部备案需公开的信息披露文件,而只在本单位门户网站、中国债券信息网等网站披露地方债券发行相关信息即可。在需求端,要求地方债承销商投标利率较相同期限国债前五日均值至少上浮40个bp,以增强地方政府专项债的票面优势。为了防止因加快速度而违背市场化发行原则,财政部重申地方财政部门不得以财政存款等对承销机构施加影响人为压价。此外,财政部还决定实行地方政府债券公开承销制度,发挥承销商公开竞价的优势,提高买卖双方速配效率。不仅如此,财政部正在考虑将地方债风险权重调至零,让地方专项债享受与国债、国开债那样的同等待遇,以增强其对银行等买方市场的吸引力。

  从地方政府已发行的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收费公路专项债券等品种来看,票面利率都达到了3.7%以上,而且得到了银行、证券机构超倍认购,说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还颇受市场欢迎。但是,由于专项债发行在我国只有不到四年的历史,作为发行主体的地方政府还缺乏比较成熟的操作经验,不少地方还没有认识到专项债的重要性与经济价值,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总体上就呈现出了供不应求的局面。因此,提高专项债券的发行速度与发行效率,地方政府加快学习并锤炼出熟稔的操盘艺术与管理能力成了急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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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22 7:47:00

  应尽快制定规范住房租金变化和住房租赁企业行为的管理规则和标准,加快探索建立包括企业内控、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管在内的租赁市场系统管控体系,促进租赁市场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有必要出台房屋租赁指导价政策,并依据市场按季更新。

  在住房城乡建设部就当地房价调控不力约谈了海口和烟台等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的同时,北京市住建委日前也联合多个部门集中约谈了链家、我爱我家等多家房屋中介,政策收敛的口风直指上涨过快的住房租赁价格。据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最新统计报告,35个监测城市中有10个城市7月租赁价格指数同比与环比上涨,京沪穗深全部在列,其中北京和深圳租赁价格指数同比上涨态势已连续超过19个月。

  无论全国住房租赁市场,还是一二线等重点区域性市场,供求失衡都是房屋租赁价格上涨的最主要因素。目前国内城镇人口约8.13亿,按 30%租房率测算,至少存在2.4亿租赁人口,租赁刚需可见一斑。由于城市房屋租赁人口主要集结于大城市尤其一线城市,因此局部地区住房租赁供需缺口可能更大。如北京目前租赁人口为800万,而租赁房源仅为350万间,租赁缺口达400万间以上。缺口越大,房租上涨压力越显著。

  按照国际经验,租售比为1∶300至1∶200为正常区间,但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租售比达1:500以上,形象地说,一套新购房屋需要出租500个月(42年)才能收回购房本金。这导致投资人喜购弃租并不断转手倒卖的行为偏好,进而引致房价越炒越高。依照房价、房租同方向变动的比价规律,房价上涨,房租也应上涨,但由于市场炒作因素在住房买卖市场发酵,房租涨幅始终赶不上售价。从这个意义上说,住房租金快速上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过低租售比的市场化修复。从提出“租售同权”到主张“租购并举”,从倡导“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到出台《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若干意见》及《关于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等系列文件,政策层面一直在积极支持与扶持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而且在国内排名前100房地产开发商中,已有万科、万达等逾30家房企涉足长租市场,通过壮大租赁市场以反向抑制住房售价上涨的政策结果也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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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8 7:59:00

  作为追责央企违规投资经营行为的顶层设计,《实施办法》在制度与操作层面与国家监察机关或司法机关的纪律与法律规定无缝对接,形成了全程覆盖与全面覆盖的追责体系。一张广袤而密集的追责网络正在快速覆盖到国有企业身上。

  继《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央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中央企业境外国有产权管理暂行办法》落地生威之后,《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试行)》(简称《实施办法》)上周如期而至。对央企管理者而言,《实施办法》发散出的震撼烈度与预警强度势必将拨正央企投资经营的运行轨道。

  作为追责央企违规投资经营行为的顶层设计,《实施办法》在制度与操作层面与国家监察机关或司法机关的纪律与法律规定无缝对接。此后,不仅央企可以此为参照制定本企业责任追究制度,各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也可以此为据制定本地区责任追究相关规范,国有参股企业也可提请董事会追究责任。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96家中央企业资产规模达到了55万亿元。如此殷实的国有“家底”属于全民所有,而作为资产受托人的经营管理者担负着保值增值的神圣职责。然而,68家央企在金融危机中还捅出了高达114亿美元海外业务巨亏的财务窟窿。究其原因,少量是因客观因素所致,绝大多数则由拍脑袋、滥用职权等人为主观原因而起,应吸取教训与总结经验。《实施办法》不仅明晰了追责违规投资经营的基本原则,更从操作层面细化了追责内容,在构造监督闭环的同时,打通了监督链条的“最后一公里”,形成了全程覆盖与全面覆盖的追责体系。

  《实施办法》既剑指投资经营的乱作为,也警示相应的不作为。乱作为是指未按规定以及岗位职责要求,不适当或不完全行使职权、承担责任,一般包括未按程序行使职权、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等;不作为是指未在规定期限内或正当合理期限内行使职权、承担责任,一般包括拒绝履行职责、拖延履行职责或消极等待等。前者如违反规定或超越权限决定、批准和组织实施重大经营投资事项等,后者如怂恿或无视违规投资决策以及放弃追责等。乱作为是未正确履行职责的行为,不作为是未履行职责的行为,两者均违反规定,均存在主观故意,由此而导致资产损失理应受到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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